5月9日，南国北师法律大讲堂第六十五讲《法律科技的十字路口：从澳门调解到全球仲裁革新》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励教楼C405圆满举行。本次讲座由澳门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中国-葡语国家司法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João Ilhão Moreira老师与澳门大学法学院高级导师、中文法学士课程主任、法学士学位（中葡双语授课）课程主任梁静姮老师主讲，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席教授赵文宗老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多名学生参与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赵文宗教授隆重介绍了主讲人João Moreira助理教授与梁静姮主任的研究方向与本次讲座主题，并对两位主讲人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两位主讲人以法律科技为交叉点，讨论以仲裁、调解为代表的替代争议解决方式（ADR）在法律实践中的应用方式与影响。

João Moreira老师以“仲裁中的人工智能：助手、第四仲裁员，还是伦理困境？”为题，探讨了ChatGPT和DeepSeek等大型语言模型（LLM）整合到仲裁中的变革潜力和道德挑战。Moreira老师首先介绍了大型语言模型的变革性作用，通过展示现有大型语言模型的发展时间线，让听众对这一领域的快速发展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在探讨大型语言模型对司法的变革性影响时，Moreira老师提到，在仲裁领域，大型语言模型的独特优势在于能够发现仲裁专业人士可能未曾考虑的法律视角、提高文本翻译质量以及帮助仲裁机构探索更高效的实践应用和更现代的治理规则。

Moreira老师重点强调了大型语言模型在仲裁中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及缓解策略。在操作风险方面，大型语言模型生成的内容可能存在的逻辑连贯性缺失、信息不实等问题，使得人类对大型语言模型辅助任务的监督至关重要。同时，掌握有效的提示设计对于提高输出质量也十分重要。在保密风险方面，大型语言模型不明确的数据存储实践与数据泄漏风险引发了用户对信息隐私的担忧。

Moreira老师进一步探讨了大型语言模型在仲裁中使用时可能违反仲裁员个人授权范围的问题。Moreira老师指出，大多数司法管辖区隐含地要求仲裁员必须是自然人。核心仲裁任务，如分析关键证据、解决争议事实和处理法律问题，这些核心任务直接影响案件结果，并反映了仲裁员的独特司法角色，因此必须由人类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完全控制，不能委托给大型语言模型。

Moreira老师还提到，关于其他辅助性任务，如法律研究、文件起草和文字润色，能否由大型语言模型处理的关键，在于仲裁庭是否有权自主决定在程序中使用大型语言模型。他认为，在当前条件下，仲裁庭只有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使用。

讲座的最后，Moreira老师总结道，随着人机互动动态的发展，法律框架必须适应现实发展以重新定义机器在仲裁中的角色。在有关规则明确之前，仲裁应通过当事人自主性、正当程序和效率的核心原则来处理大型语言模型的使用问题。

梁静姮老师随后以“规划未来之路：澳门家事调解制度之解读”为题，介绍了澳门家事调解制度的历史沿革与《澳门家事调解法律制度》的特点。

梁静姮老师首先介绍了澳门家事调解的历史背景。中西文化交融的华人社会文化特质与现代社会对法律程序的需求形成张力，促使澳门特区立法机关探索非对抗性纠纷解决路径。2024年，《家事案件调解制度》法案提出，标志着澳门在家事司法领域迈出制度化改革的关键一步。该法案尚未正式生效，仍在立法会讨论中，预计可能于2026年生效。

梁静姮老师随后详细解读了法案中澳门家事调解制度的构建情况。根据法案，家事调解制度聚焦四类核心案件：诉讼离婚、亲权行使、扶养关系及家庭居所分配。调解程序具有三大特点：调解优先性替代了自愿性、调解员资格明确为社工、行政主导。

此外，澳门家事调解制度还体现了文化敏感性与程序弹性的平衡。调解员在有需要时可邀请当事人亲属参与调解，但需遵循两项限制：调解员裁量权，仅在“有需要时”且经判断“适宜”方可邀请；当事人自主权保障，调解员不得强加协议，确保亲属意见仅作参考，最终决定权归当事人。

梁静姮老师还指出，该制度的行政主导特点体现在行政机关的统筹主体地位、行政程序的主导性规则、调解结果与司法程序的行政衔接等方面。她认为，这一制度的成效在于效率与专业性的双重提升，但也面临权力制衡与资源分配的潜在挑战，未来需要在动态平衡中不断优化。

João Moreira助理教授与梁静姮主任的精彩讲座不仅为与会者深入理解大型语言模型在仲裁中的应用、调解制度在澳门家事法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视角，更为运用仲裁与调解等替代争议解决方式来解决法律实践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场的同学们与两位主讲人积极互动，深入讨论了讲座相关问题，现场氛围热烈。

最后，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